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从目前的文化定位特征来看，草原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一种复合性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极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草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是草原文化发祥地，不但分布有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被称为“红山诸文化”，这些文化表明在中华文明的起始阶段，我国北方广大草原地区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使中华文化既有博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充满生机与活力。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是中华各区域文化中分布最广的区域文化。历史上，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北方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人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期间，草原文化通过与中原文化长期碰撞、交流、吸收、融合，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内蒙古为主要集聚地、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在文化类型上，这个以北方游牧文化为支撑的草原文化体系，与中部的农耕文化和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一起构成我国三大类型经济文化区。草原文化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积极地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三大文化相互交融辉映，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多元一体、丰富耀眼的文化体系。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极为罕见。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发展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在这个内在建构中，草原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地推进新的历史变革与发展。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融合发展的倾向，中原王朝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和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一次次戎装南下，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北方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与创新。这种大规模的融合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中华文化所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创新，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关于草原文化的特质，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历史传承的悠久性。从远古开始，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繁衍生息，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在这里留下原始生产和生活的足迹。这里大量丰富的考古遗存，是探索中国早期人类活动的最有价值的核心地区之一。最早的有呼和浩特市郊区大窑村南山的石器制造场，其年代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这里相继产生多种开文明先河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游牧文明形成后，将草原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草原文化成为具有历史统一性和连续性并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文化。

　　区域分布的广阔性。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大致分布于包括从大兴安岭东麓到帕米尔高原以东，阿尔泰以南至昆仑山南北的广大区域，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西藏等省区。在这一广大的区域范围内，虽然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文化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形成具有复合特征的草原文化。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

　　创造主体的多元性。草原文化是草原地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由于这些民族分别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此起彼伏，使草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突厥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等。这是草原文化创造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草原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多元的，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传承关系，因此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体现在草原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

　　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草原文化在早期经历新石器文化之后，前后演绎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早期农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肇始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古时期逐步兴起的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展的现象。因此，草原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也是游牧文化与其他经济文化的统一。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草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冲突和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草原文化随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民族相统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草原文化的现代意义

　　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启示

　　草原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的需要，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选择，珍爱草原生命，重视对草原、森林、山川、河流和生灵的生态保护，对生态保护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种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草原文化成为以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这种“长生天”文化理念从观念领域到实践过程都同自然生态息息相关，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草原游牧民族对自然生态的良好观念和做法，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启示。近些年来，我国北方草原、森林正在恢复起来，越来越成为我国北方的一道绿色天然生态屏障。在这里生活的各族人民创造了“围封转移”、“轮牧休牧”、“生态移民”等做法，使草原民族固有的先进生态理念，更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价值。

　　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

　　草原民族是特别热爱家园、热爱母亲的民族。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近现代几个时期的发展后，与中原文化长期碰撞、交流、吸收、融合，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草原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把祖国视为母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草原少数民族与祖国命运相连，与各兄弟民族亲如一家。这种血脉情感流淌的草原文化，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伟大历史作用，迄今仍然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根基之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草原文化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

　　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如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等等，都与当今改革开放时代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的优秀民族精神，必然表现为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祭祀、娱乐、餐饮、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事实上，草原文化已寓于草原地区文化旅游业、文博会展业、图书影视业、城镇建筑业等产业之中，成为草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亮点，表现出巨大的魅力、潜力和优势。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彰显出特殊的魅力和影响。近年来，草原文化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化的重大交流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的文化艺术，如歌舞、杂技、文物、服饰等等，都以独有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在世界各大洲留下了美好的足迹，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广袤的大草原和独具风格的草原民族风情，也越来越吸引世人的眼光。草原文化为开辟大草原旅游市场和与世界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草原文化必将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